第七十六章 种瓜得豆

    满心希望种下的西瓜,却没有想到收获的却是一颗畸形的豆子。卡在朱元璋的脖颈,使他不吐不快。原来,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接下来,朱元璋又为孙儿讲述了几个看似啼笑皆非,但又无可奈何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皇帝的号召,把潘俊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事情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衙役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就因为这一条,太康县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还有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衙役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群众,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沈显等四人的案件,又触动了老朱的心事,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为孙儿讲解着自己心里的不愉,朱允炆才发现,从神坛上跌下的老朱,此时变的如同乡下歉收的老农一样,不断的诉说自己辛苦的付出却得到了不应该的回报。

    心下不由恻然,这种问题,就算是在七百年之后的全球,也是一个十分令人头痛的问题,不知道老朱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追求。这样还是在**之下的产物,要是自己盲目实行民主,那么再出现此类的情况,不是要懊悔的一头撞死在豆腐上?

    想透了这一条,对于今后将要实行的做法又坚定了一些心思,不过此刻看到朱元璋这么伤心,心里也不禁有些难过,觉得对面的这个老人有点太苛责自己了,于是走上前去,用手抚在朱元璋的背心上,轻轻的安慰着。

    谁知手触及所处,顿时觉得有些不对,仔细看向朱元璋时,却发现其双目发赤,两颊泛红,呼吸急促、浑身好像都在颤抖一样。

    大吃一惊,手不由自主的伸向朱元璋的额头,手掌立即传来滚烫的感觉。忙转向德阳喊道:“快传御医过来,皇祖父发烧了!”

    朱元璋回过神来,伸手打掉朱允炆的手,涨红的脸庞出现一种粉红,站起身,对就要出去的德阳道:“回宫!!”

    德阳不敢违拗,他跟随朱元璋多年,甚至这个主子的性格极是要强,虽然年迈也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在孙儿面前本来想借此教导一下朱允炆从政经验,谁知道却看到自己失败的一面,一时有些丢不下颜面,所以就算有病也不愿意再这个地方显露出来。

    于是,朱元璋在德阳的陪同下,回宫歇息。朱允炆再也没有了看热闹的心情,回到文华殿,就迫不及待的将杨杰唤到里面,仔细的问其中的缘由。

    杨杰讲解道:大明的衙门基本依据蒙元制,有“三班六房”,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

    但是蒙古人占领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以至于在相当的程度下,蒙元的各地政务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后,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朝廷治贪,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这些都是《大诰》中所倡导的,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就会遭到族诛。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蒙元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治国的理念。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百姓们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贪污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那就是知丁法,本来两者相乘,朱元璋以为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杀了不少,无论是知丁法还是制裁胥吏,却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种下的西瓜,非但没有丰收,反而收获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难怪朱元璋这么的难受。

    杨杰把自己所知的详细的讲解给朱允炆,时间过得飞快,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到了用晚膳的时间。

    就在宦官请太孙殿下用膳时,宫中突然来人,说是皇上传召,当下朱允炆顾不得晚膳,立即随之过去。心里想着老朱今天下午的情况不妙,此时千万不要有个三长两短,否则,自己完全没有准备之下,连能否太平登基还说不定,更不要说今后的统治大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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