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七章 消耗品

    盐是大政。

    而在西北,茶的重要意义也很高。

    在定下孙振生为巡盐御史,勘察盐政之后,刘承宗很快又收到另一位三原盐商,梁兴抵达西安的消息。

    这位,则在与刘承宗的会面后,几乎是一样的流程,被任命为巡茶御史,跟孙振生进了一个衙门。

    这两个商人,都属于被刘承宗扔下来的官职砸蒙了。

    根本无力抗拒。

    这跟刘承宗的威势、授与官职的高低没关系。

    全在于这个职位。

    历来商人发财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后代读书考取功名,为啥?

    因为经商受制于人。

    小买卖受制于市司,大商贾受制于政策,这种强有力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是商优则仕的底层逻辑。

    刘承宗给出的职位,让被管理者成为管理者,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孙振生和梁兴如何拒绝?

    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职位了。

    如果有,那就是把这职位给他们儿子,老头只负责狐假虎威。

    当然,刘狮子其实是有这么想过的,可是就孙枝蔚那个十五岁的年纪,别说当官了,当兵都只能进孩儿营。

    对这两位商贾出身的官员,刘承宗没有过多要求,只是送了他们一句话。

    “既是儒商,忠孝仁义,总要占一个。”

    这既是鼓励,也是警告。

    不过刘承宗对这俩人的工作,倒还确实抱有不小的期待。

    就盐法而言,私盐对元帅府同样致命。

    虽然青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看护青盐的是海上蒙古诸部,地域和环境,能大概率从源头上杜绝私盐。

    但如果私盐真这么好解决,它就不会是历朝历代的大问题了。

    这涉及到这个定义:什么是私盐?

    陕西境内最大的盐场,在花马池,暂时还是弃用状态,也是眼下陕西私盐的源头,尽管其盐储量不足青海诸多盐湖的百分之一,但因开发早,用盐人口多,年产量却要大于青盐。

    那边过去在正德年间,年产官盐五千四百万斤,远销西安、延安、宁夏、榆林。

    即使后来盐引制度几经更改,每引从六至八石改为支盐二百斤,依然能维持一千六百万斤的年产量。

    实际上就从盐引数目上,也能看出大明后期盐法崩坏的端倪。

    五千四百万斤盐,供应陕甘宁百姓、腌肉、养牲口,是差不多够用的数量。

    依照洪武年间的配给制,一丁一年只有三斤盐,婆姨孩子还得按比例减少;但那是大明建国初期,到永乐年间,就变成大口每月一斤、小口每月半斤。

    从正德年间以来,陕甘宁的人口直至天启年间,都没有大幅度减少,但花马池作为官盐主要产地,年产量锐减至一千六百万斤。

    剩下的盐呢?

    一部分从山西的解池取引,另一部分,则被私盐挤占。

    私盐问题其实没那么复杂,私盐贩子也绝非什么拥有大量武力保护、武装贩盐的杀才。

    太低端了。

    历来私盐贩子容易造反当头目,并不是因为其拥有强大武力,而在于盐枭在看管盐池的军队、贩卖私盐的地方、监管盐政的官府,有关系、有势力。

    说白了,私盐是哪里来的?

    如果说躲在山里组织上百号人挖石盐矿、收拢几十个贫民蹲在盐碱地苦哈哈的煎土盐,那不是盐枭。

    昼伏夜出、兢兢业业,冒着杀头的风险,弄出来几千斤技术较差、味道也杂的土盐,再千辛万苦拉出去卖了,还有可能被官盐挤得找不到客户。

    这是什么勤劳致富的乡镇企业家?

    确实其中蕴含巨大利益,几十个人,两三个晚上就能赚到别人一两年的收入。

    但这种靠力气吃饭的化学家,其生产方式对国家社会威胁有限,朝廷都懒得抓。

    盐枭最大的供货商,是官府。

    私盐,就是官盐。

    是管理盐务的官员、看护盐池的军队、祸乱盐法的皇亲国戚,用轻飘飘一张字条,就省略了制盐、取盐的辛苦。

    数以百万斤计的官盐就运出来了,由作为白手套的盐枭进行分销。

    人家不需要武装押运,一切都按官盐的程序来,盐池军队派出驻军,地方官府发动徭役,拉到官盐的贩卖区域,卖给官盐的经销商。

    这些买卖官盐的钱进了私人口袋,所以叫私盐。

    那种自己煎土盐的盐商,官盐根本不怕跟他们竞争,官盐掌握最好的原材料产地,盐池围个圈,拿铁勺子舀就能舀出别人煎炼好几遍都提不出来的纯度。

    甚至哪怕一起煎土盐,官府都能没成本地发动徭役、还拥有更好的提纯技术。

    你私盐价格低、成色不好,我官盐成色好、价格更低,挤都挤死你。

    问题是人家就拿跟你一样的官盐,用你一样的渠道,卖你一样的区域,跟你一样的价格,怎么打?

    这才是朝廷要打击私盐的原因。

    因为更往上的人动不了,只能对私盐贩子重拳出击。

    元帅府只要有人,就同样也有这种风险。

    但那是漫长时间以后了,至于眼下陕西遍地私盐的问题,刘承宗根本没打算管。

    陕西在这几年乱成这个逼样儿,官盐吃不到,人老百姓从自家盐碱地煎点土盐吃吃,咋了嘛。

    人之常情。

    等他理顺盐务,确立盐引价格与官定盐价,自然就能将那些私煎盐作坊统统打垮。

    实际上这会儿也没有大宗的私盐作坊,毕竟煎私盐、炼土硝最大的团伙,年前刚被他收入麾下。

    就是活动于横山区域的满天星周清、混天星惠登相。

    这俩是边军出身的王嘉胤旧部,好像有一种土寇传统,王嘉胤那会就盘踞河曲,逮着府谷县打。

    周清跟惠登相也一样,避入横山山区,联结当地土寇,很快就从叛军转型成地域性匪帮。

    靠山吃山,手下各个大队在山里立寨,煎盐熬硝、伐木贩材、制作鞭炮、绑票砸窑、开垦山地、围猎采药、劫掠商旅、抢夺军需……啥活儿都干。

    他们煎炼的土盐土硝,不光够自己用,还贩入延绥镇和延安府,生意做得很大。

    不过就是对延绥镇,缺乏信用,今天一个大队过来卖点东西,明天另一个大队过来把堡子劫掠一通。

    没规矩。

    眼下横山山区的百姓正在他们的协助下编户,为接下来归入延安府做准备。

    至于他俩的兵马,元帅府也派去虎贲军官与羽林郎,押了一批缴获的明军制式装备。

    目标是精简人马沙汰老弱、给他们整编出两个独立千总部。

    在今年接下来的北征攻略中,刘承宗打算把他俩部署在延绥镇和宁夏镇相连的侧翼,作为渗透两镇的先锋军。

    相较于元帅府的盐法,茶政要费劲得多。

    毕竟刘承宗手握最大的青盐产地,而陕西的花马池盐城也在二道边墙之间,眼下是元帅府与宁夏镇之间的无主之地。

    而茶政的问题在于,西北虽有一些地方种植茶叶,甚至在西安、渭南、宝鸡等地,还能产出品质极高的茶叶。

    但产量太小了。

    于元帅府而言,茶叶的品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产量。

    现有茶叶,就连元帅府的正规军供应都时断时续,始终无法满足生活所需。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乌斯藏、青海、天山、漠南等地数以三百万计的蒙番诸部。

    因为刘承宗手下的元帅军,饮食结构非常接近汉地臆想中的游牧战士。

    就是那种整天抱着马奶顿顿顿,奶酪、酥油、大肉吃不完的游牧贵族。

    而实际上的游牧战士连姓都没有,跟牛羊马一样是封建贵族私有财产。

    而且是地位远超牛羊,既能放牛羊,还能端着长矛去怼人的财产重要组成部分。

    天下岂有财产吃财产的道理!

    元帅府的茶叶潜在市场,甚至超过整个大明。

    但尴尬的地方也就在这了。

    即使是把大本营搬到西安府的刘承宗,表面上掌握了西北最大的制茶中心,特产是茯茶。

    但这个制茶中心它,它种植最多的作物是棉花和粮食,一棵茶树都不栽。

    被刘承宗任命为巡茶御史的三原人梁兴,也是盐商。

    不过不同之处在于,梁兴不光在扬州有盐窝,还在泾阳有自己的茶号、招工开厂,买卖做的也不小。

    如果说孙振生相较于商贾,更像是个里居士绅,那么梁兴就是个商人。

    他对组织团练对抗元帅军没啥兴趣,就捐了十两银子。

    并且在从冶鼎那得知,元帅府要召见他商讨商业事宜,临出门前就给自家茶号改了名。

    叫刘大盛。

    而且他还不像孙振生空着手来,随行仆役十余人,携山西的绸缎、耀州的窑器、鹿茸虎骨、泾阳茯砖,甚至还有两张虎皮。

    虽然对刘承宗来说,都是些常见的物什,但搁在民间,也都是比较贵重的礼物了。

    等到见了刘承宗,因为梁兴要年轻得多,大元帅一声兄长,给他喊得都打算捐资助饷了。

    西北绿林总瓢把子喊我好哥哥,这谁顶得住啊?

    对这人,刘承宗就没问他盐的事,只聊茶。

    梁兴对刘承宗的尊重也投桃报李,在商言商,以自己的专业眼光,给指了一条明路。

    湖广和汉中,两大茶叶产地,必须要有一个拿在手中,元帅府才有谈茶政的资格。

    否则空有泾阳这制茶重镇在手,是明珠暗投,没有用。

    在梁兴这儿,刘狮子对泾阳的手工业有更多了解。

    泾阳茯茶的原材料,早年主要为四川保宁和陕西汉中的黑毛茶。

    因为川茶和陕茶产量少价格贵,湖茶产量多而价格便宜,所以商人就有走私湖茶入陕。

    官员自然乐见其成,认为湖茶虽苦,但搭配酥酪饮用……卖给鞑子,反正不是自己喝,合适!

    因此,每年就有六百万斤湖茶经商南的龙驹寨进入陕西,渡过渭河运至泾阳加工,湖茶便成为茯茶的原材料之一。

    泾阳依靠泾水,河水性寒微苦,属于碱性水,用泾水熟皮格外轻柔,制茶发酵也得天独厚。

    因此当地有庞大的皮工、茶工群体,每年二三月起,至八九月为止,上万皮工和上万检茶之人汇聚期间,另有背箱负货的闲人好几千,这些人群是泾阳手工业发达的基础。

    依靠当地特殊的制作工艺,将检好的茶叶压制成砖,发往西宁、甘肃、宁夏等地。

    但是这条商路,在刘承宗进入青海的第二年,就断了个差不多。

    因为这些官茶砖,是用来在边疆换马的。

    马没了,茶自然无处换,尽管还有其他地方能跑,但根本吃不下近千万斤的巨量茶砖,在陕西本地也卖不出去。

    砖茶是边茶,汉人不喝砖茶。

    大量茶砖积压下来,第二年商路就走不通了。

    到如今,又经历了湖广苗兵入陕、溃军入湖广、陕西农民军入湖广,各路兵马来回乱窜。

    等到关中旅的副将赵之瑞进驻武关,那条路就彻底断了。

    梁兴的建议,是要么把这条商路重新开开。

    要么就稳定汉中秩序,给汉中毛茶增产,运至泾阳加工成茯茶,制成茶砖,贩往青海、乌斯藏、漠南等地,购回战马。

    刘承宗听着就赶紧打住:“不用都以茶换马,用茶换药材也行嘛。”

    元帅府啥都缺,就不缺马。

    虽然龙驹岛给战马育种、改良马种的工作只是初见成效。

    可是前线虽然一直在作战,战马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战利补充更多了;而后方的军马数目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来得稀里糊涂。

    天山是年年赶着马往这边运,青海的屯牧也年年有小驹子生出来,还有康宁没被灭掉的土司,为了彰显存在的意义,也你送五十匹、我送六十匹的往海上送。

    甚至就连河卡草原的战场,两年过去都多了好几群品种非常好的野马。

    说来也怪,龙驹寺的崔聪在海上改良马种,那辛辛苦苦繁育出来的小驹子金贵的很。

    一匹种马十几个人伺候着,出去跑跑吧,踩个草原蛇洞,能把腿跑瘸;在海上待着吧,随便吃点,能闹肚子把自己拉死。

    偏偏当年元帅府、北元、卫拉特三方大战,没被收拢的战马成了野马,无人照料,跟本地的河曲野马能繁育出一个种群。

    刘承宗的闲置军马,比他的兵都多。

    理论上来说,马要越多越好,十匹民间马能挑出五匹军马,五匹军马经过较马,能得到一两匹良好的战马。

    但那只是理论,或者说在气候正常温度适宜的年代,可以养个三五百万匹马,精挑细选。

    而在这个寒冷的冰河时代,刘承宗的选择是改良马种,供起来,以备将来。

    在实际使用中,战马和驴子骡子一样,仅仅是一种战术装备。

    以能用的性能、够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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