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便到了春节时候。
蓟城之中，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迎接新年，街上的喧闹夹杂着声声爆竹，传入到了袁熙府邸中。
沮授抬起头，看在还在满屋的竹简中提笔苦思冥想的袁熙，以及一旁发呆的郭嘉，不由苦笑着着摇了摇头。
今天就要过年了，掾属们早就都各回各家，和家人团圆去了，偏偏袁熙拉着两人，商讨年后在幽州村镇安插官吏的事情，袁熙说出这些官吏负责的具体事项后，沮授便瞬间头大了几分。
管的好像也有些太多了！
从播种到救灾，从义学到互助，从征兵到劳役，这些下派的吏员都要掌握。
沮授也能了解袁熙的想法，在这之前，这些工作除了部分汉廷委派的吏员外，皆是由村里乡镇的地主豪族干预的。
而且沮授认为，这种做法流传了几百年，也有着其合理性。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
县以下的是乡，里，亭，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下有里，什，伍，里设里长，什设什长，伍设伍长，亭设亭长。
所以按汉制来说，其实有大量的村乡吏员，也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实际上，汉廷对的行政权力能有效到达的最底层那一级，是县令。
再到下面，就很难顾得上了，很多政令的下达和行使，虽然也要经过乡长亭长，但真正落实执行出效果，就离不开另外一个势力。
当地大族。
作为的地头蛇，汉廷各级下来的政令，都需要其配合，不然完全无法推行。
而产生这种因素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
自西汉建立，从刘邦开始，推行了减免土地租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十税一改成三十税一，用来增加百姓收入，扩大人口增长。
据史书记载，这种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治政策，是汉廷的国库日渐充盈的原因，乃至三代后的汉武帝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大战。
这乍听上去很美好，但仔细一想，却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国库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汉文帝向郡国开放了铸币权，以及卖爵位官位赚的，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一般来说，若国库充盈，百姓必然生活富足，但真实情况却是汉文帝时期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比刘邦立朝时还严重。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描述，百姓依然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大部百姓依然在生命线上挣扎。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记载，许多百姓因为没有地耕种，走上了落草为寇的道路，董仲舒数次上书朝廷的内容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有人私下将文景之治称作是虚假的繁华。
封建王朝开国之后经济变好，有时候和政策关系并不大，纯粹是太平时代，人口大规模增长的红利而已。
在汉朝初年到汉景帝时期，释放了大量的耕地，也推行了减少赋税的政策，但归根结底还是分配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鼓励兼并土地的政策下，绝大部分土地被当地的士族乡绅拥有，他们不但拿到了汉廷的免租政策，同时还利用这个政策去剥削百姓，他们把土地以高价租赁给农民，有本钱的农民租赁土地，租赁费用超过了五成。
如果风调雨顺，百姓在耕种过程中勉强能够留下供应一家人的粮食，但在汉朝灾害频发，风调雨顺的年份十不存一二，常态是连着数年歉收，百姓不仅交给土豪乡绅的赋税没有着落，一家人的吃喝都保证不了。
于是百姓为了活下去，要么卖身为奴，要么成为流民，要了落草为寇，干脆造反。
当一个朝代盗贼蜂起的时候，必然是朝廷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从文景之治之前便开始的土地难题，困扰了华夏上千年。
之后历朝历代，从唐朝再到宋朝，最后到明朝，许多有志向的人，也都在想方设法改革土地政策，想要找出一条更好的路来，但每次改革，无一例外都是遇到了极大地阻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便是几千年来存在于村乡之中的最大阻碍。
地主乡绅。
乡绅的正式名称，直到宋朝才出现，但从秦汉的士和绅的概念诞生起，就一直存在了，被称作“四民之首”，在交通信息不发达，政令不下乡村的古代，是联系百姓和朝廷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于是也诞生了北宋时一句有名的话。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里面的士大夫，便包括了庙堂之上的重臣大员，以及各层各级的官僚，最后乃至乡间的地主士绅。
皇帝并不直接面对百姓，而是面对士大夫，再通过士大夫治理百姓，从而治理天下。
这种方式充斥着无奈，是封建社会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有不少皇帝尝试改变，最后发现即使是皇帝的的力量，也无法彻底解决。
这套东西形成定式后，最基层的乡里村间，变成了最上面无法触及的地方，虽有亭长伍长，但这种数年轮替的官员，怎么比得上百年家族势力深厚？
所以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在华夏大一统的外表下，很多地方可谓是地主豪族控制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虽然明面尊奉的是朝廷律例，但也仅此而已了。
这种积重难返的陈苛，在皇朝兴盛时倒还能维持作用，但在皇朝积弱的时候，变成了极为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朝代末期，皇权衰败的时候，对于下层的平民百姓来说，决定他们生死的不是皇帝，而是同一个村里的乡绅豪族。
问题回到了当初，文景之治为什么国库会那么充盈？
答案是，当时因为土地加速兼并，地主乡绅和贵族成了惠民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上缴利税方面肯定非常的积极，不仅不会拖欠，甚至会想法设法多交，让朝廷延续这种政策，为此他们会变本加厉剥削农民百姓，收取更高的租税，来支持朝廷。
这便是文景之治，也是很多朝代国库充盈，下面却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被迫造反的的真相。
而之后被饱受诟病的汉武帝刘彻，反而是趁着对外用兵的机会，大改之前的国策，逐步分化贵族和豪绅的权利和土地，用中央集权将土地重新流转到了百姓的手中。
也因为如此，刘彻被出身地主阶级的史官抹黑了不少。
在袁熙心中，汉朝只有两个皇帝让他佩服。
一是刘邦，二是刘彻，这两人起码知道百姓要什么，其他人都差太远了。
他将这些观点写下来，拿给沮授郭嘉等人看时，众人无不目瞪口呆。
虽然他们都是博学之事，对于汉代的历史和记载都很熟悉，但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赤裸裸地将这层温情脉脉的外皮撕得如此干净，露出里面血淋淋的骨肉来。
相较于浑不在乎的郭嘉，沮授涩声道：“使君.明公要做什么？”
这是沮授第一次从心里佩服袁熙的见识，也是重新开始认识袁熙这个人，他自然知道，袁熙不会无缘无故写这种东西，自然是准备做些什么事情！
袁熙微笑道：“还是先生明白。”
“幽州不像中原，没有那么多地主豪族，而且随着外族南下，很多大族也会逃去中原。”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想尝试着做些东西，看看能不能稍微改变这个天下，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相比于受限于时代的郭嘉沮授等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袁熙，明白这样的土地政策走下去，最后都会进入一条死胡同。
不仅是汉代，唐宋元明的衰落，都和土地政策出现问题有关，而且这几千年来，无数比袁熙更加出类拔萃的聪明人的徒劳努力，宣告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对此现象，后世有评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处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些人还是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我们的依靠。”
“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便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历史的循环，便是如此，这是无可压抑的人性，本来想要所有人都吃上饭，就是一个压抑人性本能之恶的艰苦卓绝的伟大事业。
袁熙知道自己不能脱离于时代的生产力局限，去做出一些高高在上，飘在云端的不切实际的行为，他想要做的，便是给天下看到，起码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沮授固然惊叹于袁熙的想法，但他还是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
“明公的想法，便是直接控制乡亭，但没有当地大族的支持，怕是寸步难行啊。”
“毕竟大部分土地都在他们手上，相比十有七八的冀州，幽州也占到了十之五六啊。”
“既要他们的土地，又要他们为幽州出力，老夫实在想不出什么方法，防止他们吃里扒外。”
袁熙叹道：“先生说到点子上了。”
他也不由叹服沮授的敏锐，这个问题，宋朝表面的最为明显，受到的反噬也最为激烈。
宋朝尝试将士大夫从土地上剥离开来，于是以相当强硬的态度和政策限制了士大夫的土地数量，同时用俸禄来弥补。
想法是好的，但在士大夫看来，我既然土地都没了，何必还要为你大宋卖命啊？
女真辽国给的好处岂不是更多？
于是宋朝诞生了大量的投降派，士大夫通敌成了宋朝的主旋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看到了这个隐患，知道地主迟早会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寄生虫，于是一边大力打击地主管员，一边用诸王分封来控制土地。
但皇帝只有一个，地主却有千千万，甚至分封出的诸王最后也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所以朱元璋也失败了。
到了明末，反水的人不仅包括很多官员，还包括了晋商等势力，便是因为他们和政体的联系变弱，封建社会政体的根本是土地，剥夺了土地，便剥夺了认同感.
尤其是商人，商业越发达，和国家政体的联系便越脆弱，于是对政体的认同感也越薄弱，最终的道路，便是改换门庭。
历朝历代，商人有了钱便想取得地位，有门路的想方设法进入上层，没门路的直接用家底造反，很多时候造反作乱的，都是私盐贩子起家的。
士农工商的排名，便是由此而来，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仅仅是在现实中掀桌子那么简单，人心中的那张桌子，也必须彻底砸烂。
所以袁熙对沮授道：“所以我想请奉孝先生在义学中，把我的这篇东西作为必修讨论的科目。”
“另外幽州的村吏安排，由公与先生主持。”
郭嘉和沮授听了，都是面露苦涩，袁熙这人，每次让他们做的事情，都是极为难办的，这次更是坑中之坑！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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