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言有大而无实,无实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则一闻其说,而屏退之唯恐不速。唯智小而图大,志陋而欲饰其短者,乐引取之,以钳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为妄人,岂难辨哉?
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则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征、诸葛亮者,何足道哉?“呜呼!使安石以此对飏于尧、舜之廷,则靖言庸违之诛,膺之久矣。
抑诚为尧、舜,则安石固气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对也。夫使尧、舜而生汉、唐之后邪,则有称孔明治蜀、贞观开唐之政于前者,尧、舜固且揖而进之,以毕其说,不鄙为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
舜于耕稼陶渔之日,得一善,则沛然从之。岂耕稼陶渔之侣,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轶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见天下之小;藏于密以察天下者,不见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趋,方趋而言走,方走而言飞;步趋[走]犹相近也,飞则固非可欲而得者矣。
故学者之言学,治者之言治,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我察其情,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韩愈氏之言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见其所传者何道邪?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从来邪?愈以俗儒之词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无不可曰尧、舜在是,吾甚为言尧言舜者危也。
夫尧、舜之学,与尧、舜之治,同条而共贯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尧、舜之治,尧、舜之道为之;尧、舜之道,尧、舜之德为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称述者不一,定以何者为尧、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觐群后,皆百王之常法。
唯以允恭克让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与天同其巍荡。故尧曰“无名“。舜曰“无为“。非无可名,而不为其为也。求一名以为独至之美,求一为以为一成之侀,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于尧、舜,其相去之远,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号令、颁科条之大有异也。
藉令尧、舜而举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为尧、舜。抑令唐太宗而仿尧、舜所行之成迹,允矣其仅为唐太宗而止。则法尧、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协于一,载于王心,人皆可为尧、舜者,此也。
道贞乎胜,有其天纲,汤、武不师尧、舜之已迹,无所传而先后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与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与德而言法,韩愈之所云“传“,王安石之所云“至简、至易、至要“者,此也。
皋、夔、稷、契以其恭让之心事尧、舜,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匹夫匹妇有一善,而不敢骄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时雍也。顾乃取前人经营图度之苦心以拨乱扶危者,而凌躐之,枵然曰:“尧、舜之道至易,而无难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胁秦孝公者,亦尝用此术矣。小人而无忌惮,夫亦何所不可哉?
扬尧、舜以震其君,而诱之以易;揭尧、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趋)[志]愈下,情愈虚者气愈骄。言及此,而韩、富、司马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
曹丕曰“吾舜、禹也“,则舜、禹矣。源休曰“吾萧何也“,则萧何矣。奸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奸,妄人非奸无因而生其妄。妄人兴而不祥之祸延于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溃堤决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二
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执此以察其所守,观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为者,断之自我,求诸己者也。虽或诱之,而为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为焉。
不然,荧我者虽众,弗能驱我于丛棘之中也。必为者,强物从我,求诸人者也。为之虽我,而天下无独成之事,必物之从而后所为以成,非假权势以迫人之应,则锐于欲为,势沮而中止,未有可必于成也。
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枢机在求人求己之闲,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驰,明矣。
夫君子亦有所必为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进之必以礼也,得之必以义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
进以礼者,但无非礼之进,而非必进;得以义者,但无非义之得,而非必得。则抑但有所必不为,而无必为者矣。况乎任人家国之政,以听万民之治。
古今之变迁不一,九州之风土不齐,人情之好恶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读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鸡鸣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执政柄而遽欲行之,从我者爱而加之膝,违我者怒而坠诸渊,以迫胁天下而期收功于旦夕;察其中怀,岂无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
必有不可问者存矣。夫既有所必为矣,则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惛然忘者己矣。故其始亦勉自钤束,而有所不欲为;及其欲有为也,为之而成,或为之而不成,则喜怒横行,而乘权以逞。于是大不韪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与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济其所为而无不用。于是而其获疚于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掩。夫苟以求己、求人、必为、必不为之衡,而定其趋向,则岂待决裂已极而始知哉?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
若夫必不可为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
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
有所必为,骨强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
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而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奉身以退,而自乐其天。
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或曰:“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驱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祸乃益烈。諓諓之辩,硁硁之行,奚足道哉!
三
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
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
国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变也,势也。大张之余,必仍之以弛;大弛之余,必仍之以张。善治者,酌之于未变之前,不极其数;持之于必变之日,不毁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张大弛,相乘以胜,则国乃速敝。
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势且求张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
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俯首自名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
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无耶律德光、李继迁騺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为石重贵者,何恃哉?
于是而神宗若处栫棘之台,衋然不容已于伤心,奋起而思有以张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决裂之资。
然而弗能昌言于众,以启劲敌之心,但曰“养兵备边“,待廷臣之默喻。宰执大臣恶容不与其焦劳,而思所以善处之者乎?
夫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然而无容怪也,凡流俗之说,言强国者,皆不出于聚财之计。
太祖亦尝为此言矣。饱不宿,则军易溃;赏不重,则功不兴;器仗、甲胄、牛马、舟车、糗糒、刍、椎牛酾酒,不庀不腆,则进不速而守不固。
夫孰谓其不然者,要岂有国者之忧哉?汉高起于亭长,无儋石之储,秦据六国之资,敛九州之赋于关中,而不能与争一战之生死,且以为兴亡之大数,置勿论也。
刘裕承桓玄播乱、卢循内讧之余,以三吴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缚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视其去来,而莫之敢较。唐积长安之金帛米粟,安禄山拥之,而肃宗以朔方斥卤之乡,崛起东向,驱之速遁。
德宗匹马而入梁州硗确之土,困朱泚而诛夷之。则不待积财已丰,然后可强兵而挫寇,亦较然矣。
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识与?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财,西北之事,无不可为也。仁宗之休养四十年,正留有余、听之人心、以待后起之用。而国家所以屈于小丑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谁恃而可也?
绥、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谁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宪,而益之殷忧,待之十年,而二虏已在吾指掌。“则神宗不言之隐,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弘图,而戢其求盈无已之妄;安石揣摩虽工,恶能攻无瑕之玉哉?
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
河北之守,自毕士安撤备以后,置之若遗。西事一兴,韩、范二公小为补葺,辄贡“心胆寒裂“之谣,张皇自炫。二公虽可分阃,固不能出张子房、李长源之上。藉使子房执桴鼓以敌秦、项,长源佩櫜鞬以决安、史,势固不能。而其为彭、韩、李、郭者何人?
宋固不谋也。怀黄pao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岂无可恃之才哉?
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闲,无以自振;黄天荡、朱仙镇、藕塘、和尚原之绩,岂获一展其赳雄邪?
唯不知此,而早以财匮自沮,乃夺穷民之铢累,止以供无益之狼戾,而畜其所余,以待徽宗之奢纵。若其所恃以挑敌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宪已耳。
以兵为戏,而以财为弹鹊之珠。当国大臣,无能以定命之訏谟,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为之志,宜神宗之厌薄已亟,固必曰:“赞仁宗四十余年养痈之患者,皆此俦也。“言之徒长,祗益其骄而已。
呜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犹可为也,过此而愈难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进富公与谋,而无以对也。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
四
王安石之未试其虐也,司马君实于其新参大政,而曰“众喜得人“,明道亦与之交好而不绝,迨其后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难,洵哉其难已!
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夫知言者,岂知其人之言哉?言饰于外,志藏于中;言发于先,行成于后。知其中,乃以验其外;考其成,乃以印其先。
外易辨,而中不可测;后易核,而先不能期。然则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见孝公而言三王,则固三王之言矣。
王莽进汉公而言周公,则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为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与周公之言也。
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见古人之心;尚论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归;详说群言之异同,而会其统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审其旨趣;然后知言与古合者,不必其不离矣;言与古离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终始以立本而趣时,不足以与于斯矣。
立圣人之言于此以求似,无不可似也。为老氏之言者曰“虚静“。虚静亦圣人之德也。为释氏之言者曰“慈闵“。慈闵亦圣人之仁也。为申、韩、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赏“。二者亦圣人之用也。
匿其所师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时君之所志,希当世之所求,以猎取彝训,而迹亦可以相冒。当其崇异端、尚权术也,则弁髦圣人以恣其云为。
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群进,则抑捃拾尧、舜、周公之影似,招摇以自诡于正。夫帝王经世之典,与贪功谋利之邪说,相辨者在几微。则苟色庄以出之,而不易其怀来之所挟,言无大异于圣人之言,而君子亦为之动。无惑乎温公、明道之乐进安石而与之言也。
夫知言岂易易哉?言期于理而已耳,理期于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圣人本天,异端本心。“虽然,是说也,以折浮屠唯心之论,非极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无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运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
故圣人见天于心,而后以其所见之天为神之主。知者,务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
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于心,则恻怛不生于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恶不警于志,言义者即义矣;饰其言于仁义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内以毁廉隅,皆隐伏于于内,而仁义之言,抑可不察。
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绝而与之交者,此也。当其时,秀慧之士,或相奖以宠荣,或相溺于诗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戏豫,行不急于进取,则奉天则以鉴之,而不见其过;将以为合于圣人之言,而未知圣人之言初不仅在于此。乃揖而进之,谓是殆可与共学者与!实则繇言之隐,与圣人传心之大义微言相背以驰,尤甚於戏(渝)[豫]诡遇之徒。何则?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
若温公则愈失之矣,其于道也正,其于德也疏矣。圣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笃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确持者法。
且其忧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则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征,善谈当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为不谬于圣人之言。于明道肃然敬之矣,于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于荡闲败度之苏氏,亦翕然推之矣。
侈口安危,则信其爱国;极陈利病,则许以忧民;博征之史,则喜其言之有余;杂引于经,则羡其学之有本。道广而不精,存诚而不知闲邪,于以求知人之明,不为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数矣。
凡彼之言,皆圣人之所尝言者,不可一概折也。唯于圣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义;则天之时,物之变,极乎深而研以其几。然后知尧、舜、周、孔之治教,初无一成之轨则,使人揭之以号于天下。
此之谓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温公之所能及也。穷理,而后诡于理者远;尽性,而后淫于性者诎,至于命,而后与时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谓也。
明道早失之,而终得之。温公则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于安石败露之余,而又与苏氏为缘。无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记住本站网址,Www.XS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