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最终还是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最为简便,也更加符合宋朝大一统的思想,不然各个地区的电路都不能统一,电压都需要进行改变,那也实在是太麻烦了,同时宋朝还有很多地方,交通落后,贫困不发达,若完全私营,这些人唯利是图,必然不会把电站修建到太过于偏远的地方,就像现代,很多欧洲城市明明很发达,但只要离开城市进入郊区,手机的信号就会变得很差。
这其中的原因便是他们的公司不愿意在郊区多安装基站,他们把大量的基站安装在城市之中,以保证大多数的人口可以使用,至于那少部分的人口,自然就不予处置,毕竟他们是私营企业,是需要赚钱的,而在中国,你随处都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基站,甚至是在珠穆朗玛峰上,都可以保证手机满格的信号,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大宋朝地广物博,远远超出现代的面积,许多人口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若是采取完全私营,他们的利益就很难得到顾及,因此徐清还是会选择公私合营的方式,也是最为适合宋朝的,不过这一切如今都还仅仅是一种设想而已,只要一天不解决电线价格的问题,想要使用到廉价的电,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不过这其中的技术难度,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徐清对此,倒也只能是保持着平静的心情,缓缓等待着新的时代到来,而除了关心电力之外,农业也是近来徐清特别关心的事情,民以食为天,任何国家,粮食问题都是这个国家最为根本的问题,若是百姓吃不饱,他们就会造反,从而社会动荡,王朝倾覆,再怎么强大的王朝,如果当他的人民都吃不饱饭了,那么这个王朝也就在衰亡的边陲,所以历代中国王朝,对于吃的问题,可以说都是十分的重视,对于地方官,粮食的增长也是重要的考核目标。
不过随着如今化肥工业的进步,以及从美洲带来的玉米,番薯等新作舞的出现,现在的宋朝人,已然没有了饿肚子的可能,除了极少部分极端贫困的人之外,大部分人基本都能吃饱饭,如今宋朝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倒不是吃不吃得饱,而是粮食产量过剩的问题。
因为化肥工业的先进,粮食产量完全是翻倍的增长,而土豆和玉米的引进,则又翻倍了原本的粮食产量,而宋朝的人口增长,完全追不上这样恐怖的粮食增长,导致粮食的价格下降,许多农民花费了一整年的时间,最后赚到的钱,却远远不如自己花出去的钱,亏本的情况比比皆是。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宋朝自然是学习美国,把多余的粮食贩卖到其他国家去,一来可以加深殖民地对于宋朝的依赖,二来则是可以解决本土粮食价格过于低廉的状况,这无疑是一个好办法,看看前世的美国就知道了,利用这一招,让非洲,南美等许多国家的人口暴涨,在此之后,便利用粮食问题,屡屡要挟这些国家,只要稍有不如意,便掐断他们的粮食供给,而因为美国常年低廉的粮食供应,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暴增了十几倍,自己本来的土地,根本无法养育如此多的人口,失去了美国的援助,立刻便会陷入到粮食危机之中,甚至会出现大量的人饿死的情况。
最后只能屈从于美国的意志之下,成为美国人的走狗,帮助他们办事,从而获得廉价的粮食,这一招美国在现代社会可谓是无往不利,毕竟他们占据着这个世界几乎是最为肥沃的土地,同时他们本国的人口并不多,不像中国,虽然也拥有东北的黑土地,但养活十四亿人口已然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了,自然没有能力去支援其他的国家,而美国凭借这大片的土地和精良的技术,几乎近百年来都是粮食出口的第一大国,在这种状况下,粮食政策也是美国仅次于石油政策,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宋朝自然也会那么做。
毕竟只要是人,就要吃饭,无论科技发展到如何先进,只要没有饭吃,人就是会死,社会就是会发生动荡,再繁荣的文明,也会顷刻间荡然无存,这就是事实,而另外一方面,徐清则是开始在国内倡导退耕还林。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历朝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都是排在第一的,即便是相比起其他朝代来说,更加重视商业的宋朝,对于农事也是相当看重的,因此农业的发展,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轴,看看我们的先祖所留下的足迹,许多都已经随着历史时间的长河而缓缓流逝,但依然有足迹被保留了下来,京杭大运河,郑国渠,都江堰,这些工程几乎全部都是水利工程,而他们的目的,也都是开拓千里的良土,是用来种地的。
但也正因为中国人对于良田的渴望,导致中国在古代,大量的树木被砍伐,大量的湖泊被占据,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如今中国的沙漠化日益严重,直到近代这一问题才被逐渐解决,但其中所付出的努力,不可谓不多,而起码如今中国大地上的沙漠化情况,相比起后世来说,还是要好不少的。
从这时便开始治理,总好过以后来治理,这一点徐清的态度是明确的,环境问题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便一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直到可控核聚变诞生之前,都将萦绕在人类的身边,毕竟无论是烧煤的,还是烧炭的,又或者是烧天然气,污染必然存在,便是核电站,也是有污染的,那些核废料便是污染,而完全没有污染,且可以大量放电的核聚变,才是人类的最终清洁能源。
但即便是现代,对于可控核聚变尚且处于研究状态,无论是外国的研究所还是中国的人造太阳,都只不过处于试验状态罢了,坚持两分钟时间,便已经是世界纪录,更何况是长久燃烧,基本上是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保护环境的问题,会围绕人类非常长的时间,而从现在开始,宋朝就起码要建立起一套环保的体制。
而工业是不能进行消减的,因为工业产值在如今的宋朝占据着最大的一块,远远超出了农业,一些落后产能或许能够丢出去,但一些核心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始终还是要留在宋朝的,他们的污染很严重,但却绝对不能搬出去。
如果削减工业产值,那么必然会使得宋朝的核心技术外流,同时如今工业领域占据着宋朝最多的就业人口,这么多的人口,如果企业搬迁到海外,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工人下岗,从而出现社会问题,如今的时代尚且还没有从第二产业为主过度到第三产业为主,徐清自然不可能将国内的所有工业全部搬迁到国外去,若是真的这儿做,大量人口失业的压力,将会把徐清给压垮的。
所以大量的工业只能在短时间内继续保存,而相比起工业来说,农业显然就是一个可以进行削减的产业了,首先是他的产量本来就过剩,削减农业的产量,并不会对国家产生太大的危害,而第二个则是农业产量所依附的人口并不多,且大多数还是大地主,并不完全依靠地里的东西来吃饭,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削减土地的数量,并不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失业。
再加上朝廷也并不是说直接收回他们的土地,土地照样还是他们的,只是原本用来种地的,如今要变成森林,而这森林还是属于他们的,无论是在里面养鸡也好,还是种树也好,他是可以产生大量收入的,这相比起工业人口直接失业来说要好得多了。
看看现代,很多地方退耕还林之后,并没有产生大量的难民和无地农民,相反,利用土地,他们倒是创造了更大的收益,毕竟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逐渐提高,自然对于生活的品质也是在不停的改变,普通的大米,土豆逐渐开始被中产阶级所厌恶,他们需要更加高级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对于新农作物的渴望。
而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水质,自然能够种出更好的东西,同样重量的大米,看看现代,为什么米的价格却完全不一样呢?这都是优选优育的结果,日本的和牛,韩国的韩牛,相比起中国牛的价格都要高上许多,每一斤牛肉之中所蕴含的利润也远远超过了中国牛肉的价格,这就是优选优育的好处,所以在农业上进行改革,不仅仅可以改善环境,同时也可以改善宋朝的产业结构。
宋朝毕竟不是美国,拥有那么广阔的平原适合耕种,中国是一个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都是丘陵的国度,在这个国家,粗放式的农业并不适合,日本的精耕细作才更加适合,宋朝注定不会像美国一样,掌握世界的粮食大权,然后宰割世界,这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因为宋朝的土地,根本不可能种植如此多的农作物,只有平原,才适合现代农业的做法,而丘陵,对于那些大机器来说,绝对是一个十分难以逾越的高坡。
所以宋朝的地理环境根本不适合搞美国这样的大农业,而事实也是宋朝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前世的中国之所以必须要搞大农业,那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多,十四亿的人口,如果自己不能生产足够多的粮食,便需要依靠外国的粮食进口,到时候中国就会像非洲和美洲的国家一样,被美国为首的粮食集团所控制,仰他人鼻息而活。
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也是中国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所以为了保证中国可以不受制于他人,粮食的增产就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问题,而如今则不同,宋朝有着十分广阔的殖民地,自己没有粮食又有什么关系,直接进口就行了,这些地方都是殖民地,无论是东南亚还是美洲,都是巨大的粮食生产地,宋朝又何必自己生产呢?
而已宋朝如此小的平原,自然是进行精耕细作,根据每一个地方的地理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耕种才是最好的办法,就像日本一样,每一个县,甚至是每一个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品牌,大米就有上百种,牛肉更是五花八门,神户牛,信浓牛,可以说是最大程度的促进了日本的农业发展,相比起中国来说,日本的平原地区更加稀少,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都是丘陵,依靠如此稀少的土地,日本的农业产值却一直居高不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精耕细作,使得每一块地方上的粮食,都符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因此产生不同的口感,这是美国和中国都无法做到的。
而如今宋朝却有这个条件去做,因为没有粮食的压力,完全可以用这种做法,一来是减轻土地的负担,二来也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乡村的生活水平,看看那些发达国家的农村,就知道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不仅仅是因为庞大的城市,更是因为富裕的农村。
美国这样的农村自然不用说,大农场主的生产方式,保证了他们即便是粗犷式的生产,凭借庞大的生产力,也依然能够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富裕,但德国,英国之类的国家就不行了,如果像美国一样,那么大一块土地承包出去,然后让他们生产,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日本的做法,无疑是最为值得参考的,这是少平原的地区,最为适合的耕种方法,如此一来,无论是从环境上,还是从经济上,改变如今粗犷式的种植风格,都是必然要做的事情,徐清对此也是下了很大的一番功夫。
毕竟宋朝的土地,尤其是农村的土地大部分是在地主的手里,自由民的数量并不多,大概只占所有土地所有者的不到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全国将近八成的土地都是在地主的手里,而他们之中又有许多人在城市中开设企业,在官场上则是士大夫,拥有很大的权利和话语权,想要让他们改变自己名下的土地耕种方式,靠强硬的做法是不行的,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这么做对他们有利,他们才会去改,而要做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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