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零七章 超级公知

    大明京师朝堂之上的决定,很快就变成了一道道圣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快速传到了南京。

    作为锦衣卫镇守南京的南镇抚司镇抚使,骆养性从上任以来就对崇祯皇帝惟命是从,因此,在接到了朝廷旨意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短短数日之内,就将南京勋贵忻城伯赵之龙、家居苏州府的东林领袖钱谦益,以及浙江布政使惠世扬先后逮捕下狱。

    而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这三位南都重臣,在旨到之日也都免官去职,被勒令留在南京的家中,暂时由锦衣卫监视居住,等待朝廷钦差的进一步调查结果。

    一时之间,南京官场之上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各路官员震动之余,不少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书议政,但是这一次的上书议政,却不再聚焦于朝廷的开海政策了,而是集中在为这些个被免官或者被下狱的江南官员求救说情之上。

    当然了,其中不乏对崇祯皇帝的各种批评教育,有的指摘皇帝求治太切、处事草率,有的批评皇帝屡以小过而兴大狱,不是朝廷优待大臣之法,还有说皇帝的身边出了奸臣的,等等。

    不过这些南都的官员,也大都只是说说而已,很少有拿辞官致仕威胁崇祯皇帝,威胁京师朝廷的。

    敢于这样做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东林党色彩也十分浓重的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

    钱象坤,是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九年的进士出身,同时也是翰林出身,是泰昌皇帝信赖有加的东宫官,天启年间就做过南京的礼部尚书,后来也是因为与魏忠贤作对,被免掉了官职,回家闲住授徒。

    天启七年八九月间,崇祯皇帝一即位,就马上令他恢复了原官。

    原本历史上,钱象坤还一度被崇祯皇帝请到了北京,做了北京的礼部尚书,并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辅政,可以说是深得崇祯皇帝的信重。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到了北京之后,钱象坤因为参与进了朝堂之上的党争,很快就让崇祯皇帝对他大为失望,不久就被迫辞官回家了。

    这一世,崇祯皇帝在登基之后没过多久就焕然一新,当然不会再让这个纯东林出身的大佬进京入阁辅政了。

    也因此,钱象坤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将他起复原官以来,一直在南京礼部尚书的任上任职。

    这个钱象坤也是个人物,在崇祯年间的东南士林之中,与钱龙锡、钱谦益、钱士升三人,并称“四钱”。

    这几个人,都曾在南京为官,期间常常搞一些文会,搞一些讲学,搞一些诗词唱和,而且广收门徒、针砭时弊、议论朝政,所以在江南士林之中都很有名气,属于明末社会的超级“公知”,江南士林之中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

    或许钱象坤以为凭着自己在江南官场、江南士林之中的影响力,皇帝和朝堂上的大臣们,为了顾忌自己的名声可能不会处理他。

    又或许钱象坤是碍于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太大,为名所累,不得不上书朝廷,以致仕辞官相威胁,要求朝堂诸公收回成命,赦免钱谦益、惠世扬以及郑三俊、钱士升等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想致仕回家。

    然而不管怎么说,钱象坤这样做,在他看来,都是名利双收的一件事情。

    即便是朝廷既不同意他致仕,也不无罪释放这些人,他的名声也只会更大,江南士子哪个不得树起大拇指,说他一句好。

    而即便是朝廷同意他致仕了,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对他们这些“公知”来说,朝廷越是打压他们,他们反而越高兴,因为他们会借着这样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名声。

    而且这个时代里,**不仅不违法,而且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文人雅事,崇祯皇帝就是想收拾他,也没法拿**这种后世惯用的对付公知的方法搞臭他。

    然而,钱象坤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眼里,却是根本就不重要。

    二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接到钱象坤的致仕折子及其谏言之后,一点也没耽误,二月二十六日就批准了他的致仕折子,并在转给内阁的朱批之中,直接任命了京师礼部左侍郎周延儒为南京礼部尚书。

    而到了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之后,周延儒就陛辞出发,前往南京接任礼部尚书去了。

    至于其他官员上书救援钱谦益、惠世扬等被捕之人,并为郑三俊等免官之人的折子,崇祯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好不容易逮着这样的机会,把这些超级“公知”级别的东林党大佬们清理出朝堂,他又怎么会轻易地受到这些不明内情的官员上述影响,坏了自己早就谋划好的计划呢?

    这些东林党超级“公知”在明末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其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方面的积极影响,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历史上崇祯皇帝才一次又一次地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作出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决策。

    而这些一贯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公知”人物,除了其中极个别的尚有节操之外,大多数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的伪君子,至少大名鼎鼎的江南士林“四钱”之中没有一个为崇祯皇帝的死而殉节。

    其中,尤以“四钱”之中的钱谦益最为突出,可以说是典型的两面派人格。

    这些明末的超级“公知”,在明朝的时候,一边做高官,一边当着大地主,同时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家族中其他人经营商业,常常还是极其富有的大商人,但是他们却对大明皇帝和朝廷却毫无忠义之心,不管是写文章,办学校,还是招门徒,议朝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与朝廷唱反调。

    你用他们,他们就在朝堂上当清流,除了站着说话不要疼,只会说些一大话空话风凉话之外,干啥啥不行。

    对朝野共知的财政空虚问题,他们这种人就知道劝皇帝修身养性、裁减用度、节省开支,一会儿主张裁撤驿站,一会儿主张裁减兵员,一会儿又要减免赋税、与民休息。

    至于朝廷缺钱、财政崩溃了怎么办,他们往往就一句话,那就是请发内帑。

    而若是你不用他们,他们就在朝堂之外搞讲学、搞结社,说你的坏话造你的谣,使劲儿抹黑你。

    反正他们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也不愁没钱花,整日里无所事事就是与当政者唱反调。

    然而,同样是这一波明朝公知,到了满清辫子兵席卷江南的时候,却一个个地都成了“乖宝宝”,满清大军在江南杀得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而这些人却投降得飞快,甘当异族的走狗。

    而且恰是到了这个时候,以前的种种公知和清流模样,也是早就不要了,好好的人不做,反而当奴才当得十分开心。

    对于满清辫子兵在江南各地的种种暴行,没有一个敢于公开站出来说一个“不”字,而之前的那种聚众讲学、专门与朝廷唱反调、不与当政者同流合污的清流气节和君子做派,到了此时也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说到底,这些东林党的超级公知们,除了个别的几个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之外,大多数都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贱胚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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