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作为拥有后世阅历、知道未来历史走向的大明崇祯皇帝，他会想尽办法把脚下的这片土地，以及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这个民族，带上复兴崛起之路，不会让她重蹈历史覆辙。
如今浙西屠阿丑之乱顺利地得到了平定，闽浙沿海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除了时不时地有点水旱天灾以外，基本上还算是平静。
而崇祯十六年发生在浙江东阳的白头军之乱，还很遥远，而且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真到了那个时候，恐怕也不会再有什么白头军之乱了。
白头军之乱的原因是因为崇祯末年朝廷财政崩溃之后，除了辽饷之外，一再加派剿饷和练饷，导致浙江百姓税赋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现在朝廷除了辽饷之外，其他的所谓剿饷和练饷是不可能再有了。
所以，这么算起来的崇祯十六年以浙江东阳生员许都为首的白头军之乱应该是不会出现的了。
就算是在十四五年之后，浙江东阳等地真的又出现了白头军之乱，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也有信心将之镇压下去。
如果经过了十几年的埋头发展，他还不能把周边的威胁都一个一个地消除掉，那么干脆买块豆腐一头撞死得了。
到了四月初，身在京师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一方面督促着朝中大臣各司其职，加紧推进着京畿之地的春耕、春耕之后的募兵，以及讲武堂第三期学员的报到和开训等事务，一方面也热切地期待着徐弘祖的到来。
徐弘祖，也就是徐霞客，自从接到朝廷任命其为兵部职方司司务的旨意之后，就从南京国子监助教的任上回了趟老家江阴，将家中事务安排给自己的夫人和长子，然后带着几个忠仆，匆匆北上京师。
一路上，徐弘祖一行乘船而行。
虽然如今的大运河，经过漕运总督袁可立一年多来坚持不懈的募民疏通，已经变得十分通畅易行了，但是走水路，毕竟还是还没有骑马走驿路来的快。
所以，徐弘祖一行人与传递浙西军报的人马几乎前后脚过了过了江，但是却被传递军报的驿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直到崇祯皇帝的旨意，又经过南北通畅的驿道传往南都和浙江而去的时候，徐弘祖一行人才刚刚乘坐着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赶到通州。
疏浚后的大运河，很快就又承担起了南北漕运和商贸运输的功能，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樯橹云集，一片繁忙的景象。
徐弘祖是乘船走过运河的，天启之初，他曾经沿着运河北上，认真考察两淮、山东、北直隶境内的名山胜境，对运河两岸的民情当然也有了解，要留下了不少的记录。
而如今再走这同样的一条水路，感受却有了大不同。
不光是大运河上淮安河段以北曾经时有淤塞的河道，如今也都可以畅通无阻了，而且整个河道也更深更阔了，沿着河道的两侧，不远的地方也都种上了成排成排的杨数、柳树，在三月四月之际，成了运河两岸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道风景。
雇上一艘小船，在大运河上晓行夜宿之间，颇有柳三变的那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醉人感觉。
特别是春耕比北方要早上一个月左右的淮南各地，原本都是荒地草甸的运河两岸，现在也都挖沟修渠、大兴水利，使得两岸都成了水旱不惧的沃野良田。
靠近运河两岸的荒地，因为之前归属不明，不确定到底是属于沿岸的府县，还是归属于漕运总督衙门，所以有不少地都是荒着。
袁可立上任漕运总督之后，因为有了崇祯皇帝整顿漕务、募民屯垦的明确旨意，先是从自己的老家睢阳卫，及其所在的归德府睢州、商丘等地，招募了一批本乡青壮乡丁，顺利地建起了漕运总督辖内直属总督本人提调的三千督标。
袁可立在明末的历史上无党无派，属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以放心重用的人物之一。
当然了，因为与高攀龙同年，所以曾经上书为这位东林党的魁首说过话，但是究其根本，作为睢阳卫世袭百户之家出身的袁可立，与江南士林中出身地主豪商的东林分子，政治见解上，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在反对阉党弄权的问题上是同路人，但是在经世致用、治国安民方面，东林党的那几个大佬，根本没法与一贯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袁可立相比。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袁可立的充分放权和信任，让他本来就满肚子的军政方略终于有了大力施展的地方。
原本设立了用来制约漕运总督权力的四个巡漕御史，之前因为阉党案，杀头的杀头，罢官的罢官，全都没了。
而袁可立上任漕运总督之后，崇祯皇帝为了让他放手整顿漕运事务，所以也没有按照之前的制度，安排巡漕御史。
明朝的制度设计其实还是有颇多可取之处的，比如都察院里各道、各种监察御史的设置，除了主管各个行省吏治纠察的分省御史之外，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巡按御史、巡边御史等等专管某种业务的监察御史。
就拿漕运来说吧，除了漕运总督的设置之外，有明一代还在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四个地方设置了专职的巡漕御史，一方面配合漕运总督管理漕运事务，另一方面则是监督纠察包括漕运总督所有漕运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这种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在正常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毕竟漕运对于迁都北京的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漕运总督的实际权力又非常大，没有一定的相互制约，皇帝和朝廷是不会放心的。
但是现在却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按部就班进行的平常时期了，眼前的大明内忧外患，是典型的非常时期，对于这一点，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袁可立早就意识到了，而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当然也意识到了。
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李标提出过重设四位巡漕御史的建议，但被崇祯皇帝否定了。
正如鹿善继整顿盐务一样，要整顿事关重大的漕运事务，除了皇帝要给予漕运总督袁可立充分的信任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不能给他故意设置任何障碍。
所以，袁可立上任之后，四位巡漕御史也都全部废而不设。
不仅如此，在袁可立重建漕运总督督标和漕营的问题上，崇祯皇帝也是全力支持，除了亲自安排王公略前去帮助编练和统带漕营之外，对袁可立提议调用的人选，也是全都批准放行，比如严正中和袁进。
这两个人，之前曾是袁可立巡抚登莱之时提拔任用的亲近麾下，此时也都从登莱调任到了漕运总督衙门，严正中负责三千督标的编练重建，而袁进则与皇帝安排过来的王公略一起原来漕营人马的拣选和编练。
除此之外，袁可立亲信家丁出身的袁彪，袁可立的长孙袁斌诚，以及袁可立提拔起来的许定国等人，也纷纷被任用到了一些关键的位置之上。
但凡是袁可立提出任用的，崇祯皇帝一概同意，所以在不长的时间之内，袁可立就在漕运事务方面，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除了新练督标和整编漕营以外，万历以来常常因为旱涝灾害和疏于养护而淤塞的大运河，也因此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清淤和治理。
同时，袁可立主持的漕运总督衙门，也对京杭大运河上的钞关进行了清理整治。
运河上所谓的钞关，就是朝廷设立的征收运河通行费的税关。
朝廷管理大运河的航运，负责维修养护，设立税关收取通行费用，也是应当应分的。
不过在明朝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初衷虽好，但一到后来就变坏，甚至变得与初衷背道而驰。
因为运河航运繁盛，设卡收费一本万利，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吏治的败坏，除了最初朝廷设立的户部钞关之外，运河两岸的各地官府衙门，甚至是官僚士绅，都想从运河上获取利益。
所以，运河上的关卡也就越来越多，到了明末的时候，甚至已经成为了运河淤塞以外，运河之上制约南北货物运输贸易的另一个绝症了。
而这一次，袁可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革新整顿。
除了宣德年间初设之时的户部七大钞关，即京师的崇文门税关、天津的河西务税关、山东的临清税关，以及淮安税关、扬州税关、苏州的浒墅关、杭州的北新关之外，其他沿河各州府县未经户部审批备案、私立乱设的所谓税关，一律予以撤除。
袁可立此举自然是得罪了不少地方州府官吏，自从他到任淮安之后不久，地方上就开始有人不断上书，弹劾他急躁冒进、行事操切、刚愎武断、任用私人、不恤民力等等毛病。
但是，对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而言，明末大多数地方官的德性，他是完全了解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属于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货色，除非是触及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否则就是天塌下来，他们也不会去管的。
不过，现在崇祯皇帝安排袁可立去当漕运总督，目的就是要好好地整治一番运河两岸的州府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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