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三章 青史之上

    李邦华带着矿营和卢象升的天雄营坐镇潞安府,策划围剿窜晋流贼事宜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的紫禁城中也没有清闲下来。

    对南京官场和几个侯伯勋贵世家进行整肃之后没过多久,随着浙西之乱的平定,崇祯皇帝的目光,很快就又重新转回到了开海这件事情上了。

    自从开海通商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上被定为大明国策之后,南北两京的官场上都经历了一番严酷的斗争。

    崇祯皇帝也趁着这个机会,通过督察院副都御史贾继春之手,将一部分党争恶习不改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朝堂,对这些人处置既快又狠,要么是抄家充军,比如给事中任澍、李友兰、霍化鹏,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钱谦益;要么是勒令致仕回籍,比如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郑三俊;要么是断崖式的降职调任,比如张延登、惠世扬、钱士升等。

    当然了,那部分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南京勋贵,连充军流放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赐死了事。

    崇祯皇帝的雷霆手段,彻底让南北两京的官员和勋贵们,见识到了皇帝开海通商的决心,朝野之间对于开海的议论辩驳,随之由公开转为地下,再也没有哪个官员或者勋贵上书反对开海了。

    即便是崇祯皇帝之前一直着意提防着的郑芝龙,也一直没有动静。

    按理说,登莱、南直、浙江、福建、广东这五个沿海地区,各开一个海港通商,对于郑家的海上垄断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即便是朝廷将闽海新开的港口设在他的防区之内,基本上仍然等于是交给了他来控制,但他也不应该无所表示才对。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从一月到四月,几个月过去了,在南北两京被吵得沸反盈天的开海大政,早已传遍了沿海,传遍了天下,郑芝龙却一直没有动静。

    不过,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不管现在郑芝龙的肚子里在憋着什么坏水,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隐情,只要他能不公开跟朝廷叫板,不公开反对开海通商,那就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郑芝龙通过别人或者自己亲自上书反对开海,甚至是重新起兵造反,叛据海上,如今的崇祯皇帝也已经做好了撕破脸开战的准备。

    朝廷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水师力量,当然远远不如郑芝龙强大,但是有些事情即使明知道有风险也必须硬着头皮去做。

    崇祯皇帝开海的诏书已经明发天下,这个事情也就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除非满朝文武群起反对,逼着皇帝再下诏收回成命。

    但是在崇祯之初的时候,满朝文武还没有谁有这样的胆子和能力,敢于带着群臣逼宫,让崇祯皇帝将已经明发天下的诏书收回。

    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的崇祯年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崇祯皇帝曾经被迫六次下发罪己诏,这个问题的性质,要比收回成命更严重。

    下罪己诏,意味着向全天下的人认错乃至认罪,这对皇帝的权威来说绝对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只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而这样的事情,崇祯皇帝被逼着先后做了六次。

    也因此,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皇帝的权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人阳奉阴违,人人瞒上欺下,圣旨出不了紫禁城已成了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

    到了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去上早朝,却赫然发现,往日举行朝会的建极殿里冷冷清清,一个臣子都没有。

    当时无奈之下,崇祯皇帝亲自去景阳钟,召唤在京的大臣们入宫商议守城御敌之策,可是先后敲了三边,到了天黑,也还是没有一个臣子前来。

    到了夜里,外城失陷,然后内城失陷,崇祯皇帝处理他认为还需要处理的最后事情之后,凄凄惶惶、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御花园后面的煤山之上,向外张望,见满城大火、一片混乱,绝望之下,自缢于煤山之上。

    此时此刻,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跟随左右。

    对于如今这位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而言,这样的历史悲剧,绝对不能再次重演。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阻力,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推行下去,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因为在任何一个关键问题上的让步,都是再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开海通商,就是这样一个很可能扭转大明国运的关键问题。

    因此,即便是郑芝龙这个目前应该着意笼络的人物,若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扯旗造反,崇祯皇帝也不会一仗不打就稀里糊涂地瞎让步。

    而且崇祯皇帝也坚信,像如今这样归附朝廷,带给郑氏家族的利益绝对要比他叛出海外要大得多。

    所以他也相信,只要不是把郑芝龙逼到了退无可退的绝路上,那么郑芝龙就会像历史上一样,满足于东南沿海的海贸之利,不会轻易再跟大明朝廷的官军大打出手。

    所以在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不管朝野之间背地里是不是还有官商集团在搞一些阴谋诡计小动作,他都要迅速把开海设港的事情给落实了。

    好在如今收拾掉了一批反对开海的朝廷和南京官员及勋贵之后,朝堂之上,对于开海通商的议论,风向已经变了。

    特别是与开海通商密切相关的官员,比如两广总督王之臣、闽浙总督温体仁,以及登莱巡抚孙国桢,也都纷纷上书拥护朝廷的开海决策,还都提出了在自己辖内开海设港、通商收税的详细条陈,包括港口的选择、官吏的任免、榷税的细则,等等。

    随着这些直接相关的封疆大吏们,上书表态支持开海,朝堂之上拥护开海的声音顿时成为了主流。

    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跟风迎合拍马屁,对于这样的奏疏,崇祯皇帝一概批示表扬,然后让人抄写了贴在通政司的大门外,再以邸报形式流传天下。

    就在李邦华与云集山西的几位巡抚一起会议,商量剿贼方略的同一天,崇祯皇帝也召集了内阁阁臣和户部尚书,一起在文华殿中议事,议论的主题正是开海相关的榷政问题。

    榷政,就是征税的事务,榷政问题也就是税务问题。

    不过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深知明末税务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从来不敢轻易出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不会轻易去做大范围的改变。

    但是对于还海贸问题,因为此前基本上还是个空白,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如何重新分割蛋糕的问题,说到底,乃是如何做大新蛋糕的问题,因此他并不担心会引起什么反弹。

    看着眼前这几个兢兢业业地协助自己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臣,崇祯皇帝斟酌着说道:“朝廷开海的诏书已经下达三个月有余了,期间虽有起伏波折,但是如今也都已经平息。至于利弊得失,是是非非,现在看云里雾里,说不清楚,所有这些,都留给后人们去评说吧。

    “今日召集几位爱卿前来文华殿,要议论的乃是朕在这几日里的一些想法。朝廷财计艰难,问题由来已久,而要整顿财计,莫过于开源节流。

    “然而如今天下纷乱,非四海升平之时可比,赈灾也好,军费也罢,那一项都不是可以节流的。

    “朕之所以一意开海,不过是为朝廷财计,开一新源罢了。至于那些力主反对开海的文臣或者勋臣,其有无私心,不问可知。

    “前宋丞相文天祥曾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诸位爱卿跟着朕,勤勤恳恳不说,也跟着挨了不少骂。但是朕相信,将来我华夏青史之上,必有卿等之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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