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西党，包括了部分出身陕西的高官，但其实主要就是晋党集团。
明朝的历史上，西党没有成为像浙党、楚党、东林党，甚至是阉党这样的一个势力庞大而且长期左右朝局的官僚群体。
但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及其以后的历史上，西党却也是盘根错节，一度把持了朝政，一点也不容小觑。
万历晚期，随着东林党人的崛起，西党中的许多后起之秀，因为诉求接近，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以南直隶文人进士为主的东林党的骨干力量。
但是说起出身山西的西党中人，他们与其他官僚群体最大的不同点，还在于西党之中的大臣，比如早期的张四维、王崇古、杨博、王家屏等等，都是晋商家族出身。
这些人的祖辈们，靠着朝廷的开中法和与蒙古各部的边境贸易发家致富，然后花大钱培养自家子弟读书作官。
最后再靠着在朝中作官的同乡或者亲属给予的优惠政策或者照顾从事商业，谋取更加高昂的利润。
也就是，以商养官，以官护商。
张四维、王崇古、杨博、王家屏等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很自然的，这些人就都成为了许许多多晋商家族的保护伞。
范家商号也好，之前张家口山西商会，包括后来逐渐转移到杀胡口的山西商会也好，这些人之前能够在沿边各口立足，除了他们的胆大妄为敢想敢干之外，他们的背后站着的可是整个山西官商世家。
晋商在明朝中后期走上历史舞台，就与王崇古长期担任宣大总督有些直接的关系。
王崇古出身晋商家族，担任宣大总督后，招募山西商人到宣大经营边境贸易。
而且只允许山西商人经营宣大境内各口的对外贸易。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身山西的商人晋商世家，以及与山西商人世家联姻的陕西商人，很快就垄断了宣大各口乃至九边各口的贸易。
而很多出身山西的高官，以及以前的西党世家大族，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持有股份。
其中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有因为嫁娶而形成的姻亲关系，也有因为投靠和诡寄而形成的主仆，也有远近亲疏的宗族关系。
不管是什么关系吧，这其中的水很深，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今万历年间废除了张居正新政的张四维、王崇古，以及杨博、王家屏、王国光等这样的牛人，都已经死了多年了，当初以这些人为核心纽带而结成的西党，也是看似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这些人的影响，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出身山西官商世家的官员还有很多，比如前番极力反对开海的吏科左都给事中张慎言。
比如作为吏部侍郎之一的孙居相，以及作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一他的弟弟的孙鼎相。
再比如作为东林党元老之一如今在乡闲居谋求起复的前首辅韩爌。
而且这个庞大的山西官商集团之中，可能也包括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十分看重的四川巡抚尹同皋、陕西参政郑崇俭、延绥参政陈奇瑜，以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倚重为国之干城的延绥巡抚孙传庭。
甚至包括之前因为守住了绥德州而受到崇祯皇帝嘉奖但是没有升职的绥德州知州张辇，都与山西官商集团密切相关。
因为这个张辇正是张四维的孙子，而张四维的弟弟们张四教、张四端、张四象，及其子孙们全都是山西大商人。
至于韩爌这个人，更是了不得。
早在泰昌元年的时候，韩爌就入阁辅政了，到了天启元年的时候，更是成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后来进一步成为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和内阁首辅。
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没多久，就又进入内阁，成为了内阁阁臣，并且不久之后就再次担任了内阁首辅。
而作为三朝阁臣、两朝首辅的韩爌，也是山西官商集团的一员，甚至可以说是山西官商集团中的旗帜人物。
如今韩爌虽然在崇祯皇帝已经即位了两年多之后，依旧没有被皇帝起复任用，但是朝臣之中不管是现在的首辅李国鐠，还是阁臣孙承宗，都曾多次向皇帝私下推荐过韩爌。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韩爌当年在内阁的时候提拔起来的。
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实在是不小。
而且除了韩爌等人这样出身山西官商集团的文官之外，还有许多边镇将领，都与这些秦晋商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其关系密切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出身晋商家族的这些进士文官们。
许多武将世家，直接就是边境贸易的从业者，直接就是大商人。
比如世镇宁远的祖家，世镇大同右卫的麻家，以及世镇榆林的尤家，等等。
所以说，如何除掉这些大搞边境走私贸易甚至私通北虏东虏的汉奸商人，是需要讲究方法策略的。
即便你是皇帝，也不可能直接拉个名单说，这些人都是奸商，都是叛国投敌的罪人，然后就让锦衣卫去把他们全都抓了杀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虽然已经不怎么在乎自己在朝臣和士林之中的虚名或者说名声了，但是他也不想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到整个朝堂所有文官的对立面去。
真要这样做，那么他恐怕就会走上天启皇帝乃至是当年万历皇帝的老路了。
从今往后，躲在宫里不见人，完全依靠司礼监和锦衣卫来统治大明。
可是这样的结局，却绝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解决的办法就是分而化之，将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零敲碎打、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主要靠地域乡情和利益输送而结成的关系并不太紧密的山西官商集团，其中有不少人是东林党分子，或者说是东林党的同路人。
但是他们与出身东南士林的东林党终究不是一回事。
当东林大佬顾宪成、邹元标、杨涟等人被魏忠贤下狱搞死的时候，同样作为东林党大佬的韩爌却能够置身事外，没有受到多大的波及，也说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山西官商集团出身的文人进士，终究摆脱不了商人出身的那种精于利益算计的烙印。
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的时候会肯定要拼命，但是当盟友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要不危害到自己，就会选择袖手旁观以便于明哲保身。
从西党形成之初的张四维开始，山西官商集团出身的人物，都是这样的特点。
张四维可以在张居正之下拍马溜须隐忍多年，然后张居正一死，立刻变了一张脸，将曾经提拔他重用他的张居正搞得死了都不得安生，子孙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绝对是人走茶凉、家破人亡。
原本历史上，奴儿哈赤接见的晋商十六家，以及后来满清入关之后封赏的晋商皇商八大家，为什么能够在包括杀胡口、张家口在内的宣大各口经营边境贸易那么多年，而不被朝廷清算，难道是因为他们做事隐秘，而锦衣卫、东厂这些侦察机构都是瞎子？
当然不是。
他们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一直卖国卖到到满清入关之后，背后是因为他们在朝堂之上有着一张巨大的保护伞。
这个保护伞，就是在天启和崇祯年间因为身处边地而多少了解边情的山西官商集团。
这些出身于商人世家或者说家族或者乡党之中有人在九边经商，甚至是出口经商的文官，比当时朝堂上单纯会做八股而入仕途的官员，比较起来，更懂边情，也更大胆。
也因此，这些人反而往往就会被重视军事的崇祯皇帝所重用。
崇祯皇帝若是动了那些九边各口的山西大商号，绝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然了，这也是因为原本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汉奸商人对于大明朝的巨大危害。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些人中的一些奸商通虏资敌所带来的危害。
但是即便如此，在没有弄清这些商人与西党势力之间的真正关系之前，他也有点投鼠忌器，需要耐心等待时机。
现在，随着姜镶这个与锦衣卫或者东厂完全无关的杀胡口守备的到来，根除范永斗等晋商汉奸集团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因为他有了光明正大的动手的理由，在这个理由面前，不光是其他朝臣无话可说，就是与山西晋商世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秦晋西党集团，也是无话可说。
也因此，这一次，当勃然大怒、怒气冲冲的崇祯皇帝，询问徐光启这个唯一一个在身边的阁臣，对于这些通虏叛国的山西商人，该当如何处置的时候，徐光启犹豫了良久，最终说道：
“朝廷既有当年处置渠家祯之先例，臣以为陛下循此先例可也！又有杀胡口守备姜镶所言山西商会私立商兵、甘作内应之铁证在，当此国战之际，朝野之间想必无人敢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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