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号曹操的罗汝才及其帐下文吏吉珪，在归降之前，想得当然很周全，前后路都想过了。
他们算盘打得很好，以为自己此时前有狼后有虎，军中断粮不说，而且处境十分危险，这个情况下可以先选择投降官军，然后安然度过这个严冬，将来有朝一日再找个机会重新反叛出去。
甚而至于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顺利地逃出官军在东面和南面的一道道严密封锁，逃到关中、汉中，甚至是逃到湖广大地去。
只要自己麾下的部将和骨干还在，喽啰和炮灰还不是到处都有的是？
真到了那时候，官军后方的富饶之地，比如中原，比如江淮，比如湖广，还不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然而罗汝才和吉珪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过，他们的名字早就被当今那位远在大明朝京师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所熟知了。
最最重要的是，包括他们的性情，以及他们曾经在历史上的“精彩”表现，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都是一清二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原本自以为得计的所有有关后路的谋划，到最后，都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西北诸贼之中，最有头脑谋略的人物，就是这个绰号曹操的罗汝才了。
对于这样的人物，现在既然阴差阳错不得已同意他投降了，那么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就绝对不会让他再继续留在西北，同样也绝对不会再给他一丁点儿猛虎归山的机会。
因此，把他弄到京师来，放到锦衣卫指挥使司里去担任一个不高不低的职务，也算得上一个恰当的安排了。
崇祯皇帝也并不想费劲巴拉去改造他，然后再重用他，没有这个必要。
若是他识相的话，就老老实实地在京师四九城里待着，愿意吃喝玩乐可以，愿意妻妾成群，没问题。
但他若是不识相，到了京师之后，尤其是进入锦衣卫任职之后，随随便便都可以找个利益处死他。
而崇祯皇帝之所以认可了武安伯王廷臣对罗汝才的承诺，不过是想着把这个在流贼圈子里人缘还可以的人物先留着，以备将来万一之用。
对于西北地区，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然不会满足于只是肃清陕甘宁夏之地，不会满足于只是把河西真真正正地纳入到版图之中。
他有他的长远考虑，有他的长远计划。
等到将来有一天，西北的大批流贼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西去，将西域地区搞得天翻地覆之后，这个罗汝才或许还能发挥一点作用。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流贼不再为祸大明腹地的时候，大明朝又何尝不能与高迎祥或者李自成之类的人物合作凿空西域呢？
只不过这些想法，如今还都暗藏在崇祯皇帝的心中，未曾与他身边的亲近臣子以及朝中重臣们真正吐露过。
包括崇祯皇帝对罗汝才等人的安排，也自与坐镇西北的军机大臣李邦华，以及身在京师的军机大臣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的考虑不一样。
李邦华、孙承宗、南居益这样的人物，已经算是这个时代最顶级的政治精英了。
不过这些人的想法，与历史上崇祯朝当政的那些朝廷大臣们却几乎如出一辙。
那就是利用这些归降的流贼，去剿灭其他的流贼，借力打力，以贼制贼，让他们彼此狗咬狗互相消耗。
可惜他们没有想过，像罗汝才这样的人，既然敢于投降官府，就是算准了朝廷上大臣们的这种套路。
结果，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在历史上投降了熊文灿之后，朝廷又是给钱粮，又是给军械，憋足了劲头，就等着这些归附的流贼们，去打那些没有归附的流贼们。
但是等来等去，他们也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当罗汝才这种人将好处捞足了，队伍休整差不多了，而且也快要糊弄不下去，然后就接着扯旗造反。
这样的事情，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类似熊文灿、杨嗣昌这样的督抚大员，就是这么被坑死被玩儿死的。
不过这一次，最善于玩弄这种把戏的罗汝才玩火自焚，第一次就玩儿脱了，栽在了这个上面。
且说孙承宗与南居益领了圣旨，虽然心中有所不解，不过他们却也从这个安排之中，看出了崇祯皇帝的小心谨慎。
对他们来说，皇帝比他们还谨慎，这当然是好事。
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皇帝小心谨慎一点总归没有错。
崇祯四年二月十八日上午，崇祯皇帝小心谨慎地处理了来西北奏报的各个事项。
除了在对罗汝才及其曹营部将们的处置上，崇祯皇帝没有完全采纳李邦华等人的建议之外，其他的各个事项，他都听从了李邦华等西北疆臣的奏请，接受了孙承宗、南居益两人的意见，基本定下了崇祯四年的西北剿匪战略：
第一，速令武备院按照李邦华的奏请筹措调集火药弹丸尽快转运补给西北各路官军；
第二，西北各路官军弹药补给完成之后，即由军机大臣东胜侯李邦华统一调度指挥，尽快向西北流贼发动全面攻势，伺机夺回河州与兰州；
第三，西北流贼若能就地歼灭则就地歼灭，若不能全歼，则迫使西北流贼各部继续渡河进入河西地区，勿使任何一股流贼漏网东窜。
二月中旬，崇祯皇帝领着孙承宗、南居益等朝中重臣，从大略上，安排好了崇祯四年的西北事务，剩下来的，就是兵部指挥武备院调配作战物资，以及由李邦华、袁崇焕、洪承畴等人具体部署作战任务了。
至于前线的那些具体作战安排，比如近卫军和陕西、甘肃、宁夏等各路官军，他们如何统一编配调度等问题，崇祯皇帝管不了，也不想管。
与此同时，他也不让军机处和兵部的大臣和官员们随便插手去指挥。
如今西北的形势正在稳步好转，他可不想因为哪个人的一着不慎，再让好不容易给驱赶压迫到了西北边地的流寇们，再次突破了官军的围追堵截与封锁线，重新窜回到内地来。
眼看着最后临门一脚了，若是真的让高迎祥或者张献忠杀个回马枪跑了回来，那可就全部前功尽弃了。
且说崇祯皇帝在接到了近卫军第四镇拿下了临洮的喜讯之后，快速地处理了李邦华等人报送过来的各个急难事项，眼见着西北的形势，正在按照自己当初定下的战略向前演进，心中感到十分欣慰。
不过，更让他感到无比欣慰甚至是欣喜的是，就在他刚刚处理完西北的捷报，就在朝廷派往西北传旨的使者刚刚离开京师的时候，位于天津城中的海军都督府，也送来了一封捷报。
这一封捷报，由海军都督府左都督张可大签发，并由直隶总督府兼海军都督府左护军梁廷栋，以及天津知府兼天津兵备道沈廷扬联署。
除去各种礼节性的、规制化的颂圣之语以外，这几个人联名呈递的奏报，其核心的内容十分简洁明了：
“今海军都督府奉命督造、天津大沽造船厂奉命仿制之尼德兰夹板战船，已于二月二十日未时海试归来，历时百日，顺利返港。臣等测其质地坚固、性能优良，比之购自尼德兰人之加利恩号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臣等以为可予批准入役。敢请陛下为之赐名定号、明确归属！”
天津船厂历时一年多的时间，照着当初花费高昂代价从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手里购买的加利恩号，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仿造的新式夹板战船，终于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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