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举秀才不知书

    家国情怀、个人道德,或许能约束一时,但是却不能约束一世,真正的志同道合,实际上也是大家的利益相同,这还得主导的那个人不贪而理智。

    审配此时沉默良久,他审正南的聪慧,自然能明白陈曦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世家怎么可能永远和国同一个步调,终归少不了国的利益和家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有些可以调和,有些是不能调和的。

    比如如今实行的察举制,当初的制度是好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察举制已经被世家把持,甚至会在几十年后演变成完全为世家巩固权位的“九品中正制”。

    察举制最初的时候也是有先进的一面,从先秦时代的世官制演变而来,察举制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世官制的前身则是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各国变法,开始改革旧有制度,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

    战国时期出现的有军功爵制度,兴起养士之风,有权者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形成了世官制。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开始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自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各郡国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此举开察举制先河,后惠帝、吕后执政期间诏举孝弟力田,中选者经常受到赏赐,并免除一切徭役,至文帝时,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和等第。

    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最初,考试是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寒门也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

    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岁科与特科两大类。

    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文帝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武帝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这就给了世家操纵的空间,逐渐的挤占上升的渠道。

    在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对官吏的普遍要求。

    举孝廉者,基本上大部分是通儒学的士族或者豪强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

    孝廉出身的官吏,和后世的科举进士一样,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

    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

    边境偏远郡国则适当放宽,随着孝廉日益增多,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被废除了。

    察举制中孝廉是门槛,此外还有种种,比如茂才。

    本为察举岁科之一的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作茂才,起源于武帝元封五年。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则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

    不过后来一些人操作好,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进而官运亨通。

    孝廉和茂才是高官也就是世家主要的把持范围,岁科还有一科是豪强的根基:廉吏。

    廉吏同样也是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

    廉吏一般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察举除了岁科之外,还有特科,也就是临时开设的一些科目,比如光禄四行。

    始于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以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武帝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这实际上是皇帝提拔一些自己看重的人,特设之科目,只看道德。

    只看道德的还有贤良方正科,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察举制中就有设立贤良方正科。

    贤良方正科,始置于文帝二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此科被举者皆由帝王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直为九卿者,这一科也是皇帝圣心独裁的一科,多出道士。

    特科还有一科名为贤良文学科;这一科选拔的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这一科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这一科多授予天下闻名的文宗,出过许多名人,比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特科还有一直言极谏科,主要是授予敢于指出上位者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通常被称为诤臣。

    这一科一般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就有了后来的“文臣死谏”的说法。

    特科有一科为孝弟力田,始于惠帝四年,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这是两种高尚的品格,因为它们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

    至于力田,因为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所以希望百姓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此科多出对农学有大功者。

    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而后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大部分的读书人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还设立了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

    自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自然也有武人的一席之地,比如勇猛知兵法科;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

    此科始于成帝元延元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察举制每一科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的以德行为重,这德行如何,百姓是无法传扬的,只有士族来传扬名声,也逐渐被士族把持。

    到了恒帝年间,甚至有童谣传: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的茂才们根本不懂经典,而那些品德高尚因孝顺而闻名的孝廉,真实的情况却是父母被赶出家门,无所依靠。

    而那些所谓的寒门中清正廉洁的人,则更是品德败坏,道德低下如污泥一样令人厌恶。

    被举荐的士族子弟和那些勇武猛将,实际上却是怯懦不敢担当,胆子如鸡一样小的人。

    如今,这已经成为了天下大势,世家豪强实际上把持了天下,恒,帝、灵帝都想要改变,扶持外戚和宦官,掀起了一场“战争”,史称“党锢之祸”。

    这一场战争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则被镇压。

    这其中,皇帝一直在拉偏架,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言论和史学家则多同情士大夫一党,这当然也是正常的,毕竟把持言论的和那些史学家,实际上一直都是党人一脉,他们这时候是士族、世家、豪强,以后则是士大夫。

    不过党锢之祸虽然接连赢了两次,但是世家豪强的反噬也伤及了大汉王朝的根本,自黄巾之乱开始,张举、张纯等人叛乱、白波军叛乱,这一系列席卷北方以及中原地区的叛乱,为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而这背后,几州的世家豪强,功劳是极大的,可以说就是主使,当然,他们的目的最初可能不是为了让大汉朝灭亡,可能只是为了争权夺利,可能只是不满两次党争的结果。

    不过最终,一次席卷了天下的乱世,前后将近百年的乱世,自光武帝再兴汉室这一百多年的平静,生养的人口,全都被葬送。

    这是一段极其残酷的历史,这种乱世开端,杨伊想要试一试能不能直接从源头掐灭,第一步就是把幽州、冀州的世家全都扫进垃圾堆里。

    拔除世家的统治,以坞堡制进入乡里,上传直达,减少中间的环节,让从中间渔利的那些豪强也一同灭亡,直接把世家豪强的隐户给揪出来,让他们丧失动乱的基础。

    这么做下去,定然是人头滚滚,但是不这么做,那么就是后续百年的乱世,虽然这个世界只有三年的时间,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却也是真实的。

    杨伊敢于下这个决定,她有承担的觉悟和能力,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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